欧宝体育app登录:一组老照片见证制药业百年史
21世纪的制药业，从19世纪发展至今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近日，制药杂志pharmaphorum最近通过一组老照片，回顾了行业数百年来的演变。
制药业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那时候药剂师和药房提供传统疗法，并基于数百年的民间知识，提供了各种治疗方法。
但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制药业，它实际上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17世纪的科学革命传播了理性主义和实验思想，而工业革命改变了18世纪后期的商品生产，但是将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从而促进人类健康，则发展得相对较晚。
德国的默克公司可能是最早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公司。这是由海因里希·伊曼纽尔·默克（Heinrich Emanuel Merck）于1668年在达姆施塔特（Darmstadt）成立，最初是一家药房，后来通过生产和销售生物碱，开始向工业和科学领域过渡。
同样，虽然葛兰素史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15年，但直到19世纪中叶，Beecham才涉足药品的工业生产，从1842年开始生产专利药，在1859年是世界上第一家仅生产药品的工厂。
同时在美国，辉瑞公司（Pfizer）由两名德国移民于1849年成立，最初是一家精细化工企业。在美国内战期间，由于止痛药和防腐剂的需求猛增，他们的业务快速地发展。
辉瑞提供联盟战争所需的药品时，一位名叫埃利礼来上校的年轻骑兵指挥官正在他们的部队中服役。礼来（Lilly）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药物化学家，富有活力和才华横溢，是19世纪美国工业家的典型代表，他在军人职业生涯后尝试从事耕作，于1876年成立了制药企业。他是新方法的先驱，是最早专注于研发和生产的企业之一。
另一名从事药品药物的军人是爱德华·罗宾逊·斯奎布（Edward Robinson Squibb），他在1846年至1848年的墨西哥-美国战争期间担任海军医生，由于质量低劣而将供应给他的药品扔到了船外。他于1858年建立了实验室，就像辉瑞在内战中为联盟军队提供物资一样，为当今的百时美施贵宝（BMS）打下了基础。
在19世纪下半叶，瑞士也迅速发展了本土制药业。与别的企业的药店相反，瑞士生产商以前是纺织品和染料贸易的中心，后来逐渐开始意识到其染料具有杀菌和其他性能，并开始将其作为药品销售。瑞士完全缺乏专利法，因此被指控为德国国会大厦中的“海盗国”。山多士Sandoz，CIBA-Geigy，罗氏Roche和巴塞尔的制药业中心都植根于这一繁荣时期。
扎根染料贸易的不只是瑞士公司。拜耳公司成立于1863年，最初是在伍珀塔尔（恩格斯的故乡）的染料生产商。后来它进入了药物领域，在20世纪初左右将阿司匹林商业化，这是当时最成功的药物之一。
在此期间，药品贸易的不受管制性质，确保了“制药”和“化学”行业之间的划分远不如当今严格。这一些企业将重点放在鳕鱼肝油、牙膏、软饮料柠檬酸和发胶和处方药上，以及在非处方药市场上销售等产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拜耳被没收了阿司匹林商标及其在其美国资产，而“美国”默克公司（现在是美国的默克公司或另外的地方的MSD）被强制从德国母公司（默克KGaA）分离。俄国革命期间，拜耳还被没收了其俄罗斯子公司。这场战争对德国20世纪初制药业领导者地位产生了破坏，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其他几个国家，尤其是美国，产生了相对优势。战前和战后都见证了该行业全球化的开始，如在英国，进口关税激励了许多外国公司，如惠氏、山德士、CIBA、礼来和MSD纷纷在战后在英国设立子公司。
1918年至1939年这段时期的特点是两次突破，这预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制药业到来：
首先，是胰岛素– Frederick Banting及其同事设法分离出可以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此前糖尿病一直是致命性的。但是只有与礼来公司的科学家合作，他们才能够充分纯化提取物，并将其作为有效药物，进行工业化生产和销售。
第二个是青霉素，一种可能是其他药物不能够比拟的影响的发现。自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首次发现青霉菌的抗生素特性，以及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和恩斯特·链（Ernst Chain）的进一步试验之后，政府支持进行国际合作，包括默克、辉瑞和施贵宝（Squibb），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生产了这种药物，挽救了数千名士兵的生活。青霉素开发工作规模巨大，其复杂性标志着：制药业开发药物的新时代到来。战争还鼓励公司对各种研究进行研究，从新型镇痛药到抗斑疹伤寒药物，公司与政府之间进行了大量合作。
战后，诸如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之类的社会医疗体系在欧洲的出现，使处方药及其报销制度更加结构化。1957年，NHS引入了本质上是一个价格固定计划，以允许药品生产商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从而巩固了投资新药的动机。
由于变成全球上最大、最有活力的经济体的一部分，美国制药业蒸蒸日上。政府的慷慨资助也促进了药物的增长，对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到1956年其联邦资助增加到近1亿美元。这项投资推动了未来几十年药物的开发。
同时，由于其产品组合一直增长，行业变得富裕，通过出售健康产品赚钱带来了潜在的道德冲突，这慢慢的变明显。
乔治·默克（George Merck）于1950年直接回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宣称：“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医学是为人民服务的。它不是为了利润。利润会随之而来，如果我们记住这一点，它们就永远都不可能失败。我们越记得这点，利润会越大。”
但是，这个服务公众的行业仍然需要加强监督，大西洋两岸的政府药品法规也有所强化。
图：乔治·默克（George Merck）：于1925年至1950年担任默克公司（Merck＆Co.）的总裁，也是默克家族的成员，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1961年发生了沙利度胺（Thalidomide）丑闻，这促使对药品的监管和检测有所增加，对美国FDA相关监管法规进行了新的修订，Kefauver-Harris 修正案要求对新药的功效和准确的副作用进行证明，并于1962年实施。同样，1964年的《赫尔辛基宣言》在临床研究中增加了道德规范，从而明显巩固了处方药和其他化学品的生产之间的差异。
福特主义的大生产使更合理的批生产方法成为可能；而对生物学和化学方法的日益了解，使系统地选择候选药物成为现实，而不是偶然发现候选药物。药物开发的“黄金时代”发生在战后繁荣的更广阔环境中，生活水平和技术乐观度得到大幅度提升，其特征是40年代至70年代初，以及科学发展冷战的竞争。随着药品生产壁垒的提高，行业发生了很多整合。同样，国际化进程在战争爆发之前就一直在继续——仅在1951年，辉瑞公司就在9个新国家开设了子公司。
战后时代的新药清单不言而喻。1960年推出的避孕药，对社会的影响几乎与青霉素一样大，使妇女可以有明显效果地地控制自己的生育能力，并首次实现性别平等。1963年，罗氏将安定（diazepam）投放市场，随后引入了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AOI）类抗抑郁药和抗精神病药物氟哌啶醇。
这些药物开创了精神病治疗的新纪元，此前只有以精神病学为特征的精神分析治疗，这时增加了基于药物的治疗。1970年代，作为美国政府“抗癌战争”的一部分，掀起了一股抗癌药物浪潮，英国《癌症研究》最近的一份报告数据显示，自70年代初以来，生存率已经翻了一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肿瘤药物的大规模创新。ACE抑制剂于1975年问世，改善了心脏健康，甚至分别在1956年和1969年开发了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等都会存在的药物。
随着1970年代的结束，制药业开始转变到一种“聚焦”方式。1977年，溃疡性药物塔伽美特（Tagamet）成为有史以来第一种“重磅炸弹”药物，每年为其生产商赢得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并为其创造者获得了诺贝尔奖。随着制药公司竞相成为下一个“重磅炸弹”开发者，这带来新的发展契机，许多公司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87年，礼来公司发布了首个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Prosac），即百忧解（Prozac），再次彻底改变了精神健康实践。1987年，默克公司（MSD）生产了首个他汀类药物。
自从上个世纪末首次对基因组进行测序以来，在对人体的更深入了解的基础上，2010年代看到了创新型新药的不同发展方向。
对遗传学的了解以及包括癌症在内的许多疾病的最终的原因，已经导致了强有力的新药的出现。
在癌症方面，制药业已开始产生免疫疗法，这种疗法不直接针对这种疾病，而是利用免疫系统对抗恶性组织。
到2020年，随世界与新型致命的冠状病毒大流行作斗争，制药业以创纪录的时间为COVID-19大流行生产了数十种潜在疫苗。
但是任旧存在挑战：新一代药物价格昂贵，推高了医疗健康系统财务极限、以及科学的界限。
吉利德使用丙型肝炎药物，其初始治疗费用面临大量争议，尽管随着慢慢的变多的竞争者进入市场，这些费用跟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大减少。
而诸如Vertex之类的公司由于对囊性纤维化新疗法的苛刻定价要求，也增加了争议，导致与英国等国家付款人的僵持期长达数年。
尽管制药业在某些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无法产生大型制药公司所期望的收入，因此对新抗生素的研究陷入了停滞，而这恰恰是在世界仍在努力控制耐药性威胁的时候。
制药业的未来是光明的，但是随着世纪的发展，保持公众的信任、并防止因抗药性细菌菌株导致的数百万人死亡，是必须克服的两个主要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