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宝体育app登录:中国医药发展：百年波澜壮阔史别有天地换人间
一百年在浩瀚历史中或许只不过弹指一挥间，但自中国成立以来的百载岁月，却见证了中国的百年沧桑，引领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巨变，成就了华夏历史的百年辉煌。
让我们一起去触摸中国医药行业创新变革的时代脉搏，感知中国医药行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如同大多数民族工商业一样，中国制药业也萌芽于清末民国初这个荒诞屈辱却又风起云涌的大时代。
“马关条约”的强权，让外商取得了中国开设工厂的特权，外商乘机将原西药房扩大成制药厂。
1912年，黄楚九在汉口路创立了上海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西药厂龙虎公司，专产专销“龙虎人丹”。
龙虎人丹的广告“旅行不可不备，居家不可不备，急救之大王，济世之宝物”铺天盖地，可以说是开药企广告之先河。
山寨版的“仁丹”，一度成为国货的象征，日商甚至恼火至以商标侵权状告西药厂龙虎公司。
外商的止疼药，登陆中国就变成止痛散、镇痛丹、回生方…；同一种油更是五花八门，万金油、如意油、自在油、十字油、百草油、保心油、驱风油…
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有人低下头颅，有人苟且偷安，有人远离是非，当然也有人舍身赴国难，荷戈奋战，医药界也不例外。
“日货，提倡国货”响彻云霄，时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提出“商业也应爱国”的重要主张。
五洲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的项松茂怒喊出：“贩售外货，不过拾其余汤残羹，必须自制新药，始能与之抗衡。”
1921年，五洲固本皂药厂正式成立。至1931年，五洲大药房已有分店17家、联号企业55家，产品达百余种，价值近千万，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医药企业。
与五洲一样，此时的民族药企，都怀揣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他们不畏强权、高歌猛进。
1920年后，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制药厂犹如雨后春笋，涌现一大批拥有市场竞争力的民族企业，如上海的五洲、中法、新亚药厂，广州的何济公、黄宝善药厂，天津的中西、伟迪民药厂等。
1924年，国人创办的民族药厂仅有93家，至1936年，在主要省会城市已发展到300多家。
枪打出头鸟，项松茂的生命如同璀璨的烟火，定格在盛放的瞬间。他不幸被日军所俘，然而，他面斥敌酋，大义凛然，以身殉国。
项老以生命书写的“平居宜寡欲养身，临大节则达生委命；治家须量入为出，徇大义当芥视千金”，激励着企业家们前赴后继。
救亡图存之际，民族药企如同一颗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的铜豌豆，只需一滴雨露便能破土而出。
从来没有一个行业永远一帆风顺，唯有经历风风雨雨，然屹立不倒，方显英雄本色，制药工业的脊梁也并非徒有虚名。
战争年代，药品最为紧俏。制药工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日军的目光自然不会放过处于萌芽阶段的民族制药工业。
在中国和爱国统一战线的帮助下，制药工业或深入内陆腹地、或在各国租界求生。
资本的助力，使得制药工业迅速恢复元气。一些设备较好的药厂开始研究和生产化学原料药，如注射用葡萄糖、各种磺酰胺类抗生素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荡气回肠的八年抗战，终于换来了岁月静好。
由于日本的快速溃败，太平洋战争草草收尾。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囤积的军用药品无用武之地，只好堆积在远东的各大港口。
剩余的军用药品大量涌入中国医药市场，国内官僚资本也趁机煽风点火，大肆鼓吹西药进口，一度市场上80%的药品均为舶来品。
无力竞争的民族药企快速衰败，纷纷倒闭。超过70%的民族药企除名，所剩药厂不足200家，幸存者也只能处于半停顿状态。
此时的医药界，意识到向死而生能更加坚韧，纵使前路充满艰难险阻，有走出低谷的底气，更有无畏前行的勇气，才是真正的斗士。
1949年，新中国成立，山河重建，民族工业击水中流、浪遏飞舟，却遭遇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
西方帝国主义封锁禁运政策的最大“成果”，是迫使新中国建立完备的、系统的、全面的、自主的工业体系。
这是新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和经济发展的策略形成的重要根源之一，中国医药工业的重新正式起步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当年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1950年，全国制药工业专业会议确立方针：“发展原料药为主，制剂为辅”，将研发抗生素、磺胺药及其他流行病药物作为重点。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一直是的光荣传统，凭借敌伪药厂、破旧工厂的改造，仅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便生产出主要化学原料药90多种，年产量达到99吨。
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上海制药厂汽修厂房试制出第一批结晶青霉素，化学制药工业的摇篮东北制药生产出六六六、清水龙等一批杀鼠药、除虫剂和饮水消毒剂…给后来制药人树立了一座又一座丰碑。
1953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医药工业建设重点转换为抗生素、化学合成特效药和有关化学中间体。
曾经亚洲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厂——华北制药厂建成投产，彻底结束了我国青霉素、链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
许多中国人因而相信，疾病是可以从根本上治愈的，中国人均寿命因而也大幅度提高，落后地区中年早逝的“魔咒”从此一去不复返。
1964年，我国试办医药工业托拉斯，实行人、财、物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全国制药工业的利润由托拉斯统一上交国库。
此外，《药品器材制造管理办法》、《成药管理条例》等法规的相继出台，药品质量得到保证，药品在产量、产值、利润上获得了成倍增长。
在国家计划体制下，抗生素、磺胺药、地方病药的主要品种已基本自给，摆脱了原料药依赖进口的落后局面。
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各地区医药、卫健委等部门大展拳脚，坚持面向农村、面向人民群众的方针，过去的贵重药品，已发展成为城乡医疗的常用药品。
1967年，中国医药工业总产值已达到72亿元，六大类化学药品产量超过13000吨。
为人民解放和幸福而奋斗，始终是中国的初心，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始终是中国的使命。
制药工业从衰败走向繁荣，由小作坊走向完备体系，从缺医少药走向满足基本药品需求，这是中国制药工业逐步走向独立自主的伟大实践。
“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春天的故事从南海的边陲小地迅速响彻神州大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总设计师以穿越千年的睿智与沉稳，为中国巨轮重新掌舵。中国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国的制药工业也一样。
，让走上正轨的制药工业再一次遭遇滑铁卢，乱办药厂、乱产药品、粗制滥造…乱象横生，发展停滞。
怎么样处理好“改革”和“开放”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关系，成为国家医药管理总局的首个重要命题。
时任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外事局办公室主任林栋把目光放到了与中国有深厚渊源、而且有着合作共赢意愿的日本。
《中日友好条约》的签署、《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颁布，大大加速了谈判合作的进程。
1980年，林栋和大冢明彦分别代表中日双方签署了《合资经营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合同书》、《技术合作合同》和《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章程》三份文件。
中国医药工业公司、日本大冢制药株式会社出资成立合资公司——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新中国第一家合资制药企业由此诞生。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解放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制药工业迎来了春天的故事，草长莺飞。
1982年，美国施贵宝公司、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总公司、上海市医药工业公司合资建立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成为第一家中美合资制药企业，并率先通过FDA认证；
此后，合资公司如雨后春笋，1982-1995年间，全球制药公司排行榜单前50的公司，过半都踏上了中国的神州大地，西安杨森制药、重庆葛兰素史克制药、大连辉瑞制药…
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民族制药工业在技术、品种、剂型、质量和规模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加之GMP推广进程加速，新经营理念普及，产业规模基本实现每5年翻一番，全行业旧貌换新颜。
1983年，由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和北京制药厂自主研发的“维生素C二步发酵生产的基本工艺”以550万美金的价格转让给瑞士罗氏公司，实现技术出口“零”的突破。
1981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由世界卫生组织等主办的国际青蒿素会议上，屠呦呦以首席发言人的身份作《青蒿素的化学研究》的报告，获得高度评价，认为“青蒿素的发现不仅增加一个抗疟新药，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发现这一新化合物的独特化学结构，它将为合成设计新药指出方向”。
1992年，针对青蒿素成本高、对疟疾难以根治等缺点，屠呦呦教授团队发明出双氢青蒿素，抗疟疗效为前者10倍的“升级版”。
这被国际医学界誉为抗药性疟疾的“克星”，是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真正走向世界的药品。
2015年10月，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中国女药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改革的春风焕发活力，开放的大门激发创新。至1995年，全国化学原料药产量已达33万吨，抗生素、维生素等大宗化学品成为国际市场供应的主力军，中国现代制药工业终于在世界占据一席之地。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改革开放伟大的总设计师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可以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如此，城市改革如此，中国医药工业发展也应如此。
1983年，华北制药厂作为河北首个试点单位率先推进厂长负责制，开行业之先河。
1986年，东北制药公司集团以东北制药总厂为龙头，组建横向经济联合体，作为我们国家医药行业第一个公司集团在沈阳成立。
1987年，重庆中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成为中国医药行业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此后，新华医药、广州白云山、华北制药、上海医药等一大批企业集团相继成立，掀起“联合、兼并重组”的浪潮。
上世纪80年代末，医药行业的发展可谓风头无两，从制药企业承办足球队可见一斑，东药俱乐部、广州白云山、广州太阳神、吉林亚泰等俱乐部红遍全国。几乎各大体育赛事，都能见到医药企业的身影。
1992年，同志南巡讲线条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医药行业股份制改革也因此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1993年，哈药集团率先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在上交所上市，成为全国医药行业首家上市公司。
在市场经济建立初期，大批医药企业抓住机遇进入资本市场，前瞻性布局为企业赢得了先机，如广州白云山、山东鲁抗、华润双鹤、人福医药、通化金马…
与此同时，“县以下不许办药厂”、“药厂只能国家办”的条条框框被打破，恒瑞、复星、华海等一大批民营企业应运而生，快速发展。
1995年，我们国家医药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医药企业3257家，其中大型企业177家，14家企业为股票上市公司。医药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7.5%，与1978年相比，总产值翻了近四番，平均4.2年翻一番，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速度较快的产业部门之一。
借助改革春风，释放改革红利。改革、改组、改制，企业的积极性和活力大大提高，中国医药产业也终于从量变迎来了质变，完成自身艰难而又辉煌的重塑。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改革开放新时期法制建设提上新日程，医药领域也概莫能外。
改革开放初期，历史遗留问题叠加开放政策助长的不正之风，乱办药厂、非法制售药品、冒牌伪劣、收受回扣…乱象丛生，乌烟瘴气。
1978年，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正式成立，结束了医药“无头”和“多头”监管的局面。
1979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等八个部委《关于在全国开展整顿药厂工作的报告》，从上到下对全国的药品生产单位进行了全面整顿。
此外，自1953年第一版《中国药典》出台后，先后修订数版。1985年卫生部扩大药典委员会，明确药典编制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要求。
其后，国务院、卫生部先后制定颁布二十余项药品管理办法，包括第一部《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1994年，卫生部则成立了“中国药品认证委员会”，开展“GMP认证”，GMP认证作为药企的强制性要求。
同年，执业药师资格制度开始实施，规定凡是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在其关键岗位必须配备有相应执业药师资格的人员。
在法律法规完善的基础上，药检机构逐步配套完善、监管网络建设全面覆盖，截止1994年，我国已有药政管理机构1600个，药检所1953个，药品监督员11200人，基本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国家药品监督保证体系。
在计划经济瓦解、市场经济崛起的转轨期，医药行业也正经历着由绝对垄断转为相对竞争、无序竞争，速度前所未有、营收几何级增长。法治建设是平稳过渡的重要保障。
欲速而不达，凡事不能一蹴而就。经济社会的快速地发展，自然也带来了伴生效应的挑战。医药行业作为高附加值行业，更是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地发展伴生效应的缩影。
90年代末，老百姓开药买药的唯一渠道只有公立医院，随之而来的是特有的群体“医药代表”，他们的目标是“收入为王”。
全国公立医院约60%的收入来源是药品的进销差价，“以药养医”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1998年，国务院统筹将国家医药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卫生部药政局原药品监管职能合并，重新组建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但是，绝对的权力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就容易滋生腐败，整个监管体系也容易被拖入疯狂的权力寻租泥潭。
从1999年到2002年的三年间，仅有1000多家企业通过GMP认证。但此后2003一年内就有5000家企业过关，而2004年郑局长所规定的大限到来之前，竟然有6000家药企跨过了认证的门槛。
新药获批方面，就更加的疯狂。在郑局长大权独揽的时期，国家药监局仅2004年就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同期美国药监局仅受理了148种。2005年，药监局批准了药品注册申请事项11086件，其中80%是仿制药。
新药审批和GMP认证形同虚设，滋生的批文买卖更是让整个医药体系笼罩在巨大的阴影当中，以至于老百姓谈“仿”色变。
医药市场乱象丛生，假药、劣药肆意横行，看病难、看病贵达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
引爆这个乱象的是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齐二药）亮菌甲素注射液事件，以及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欣弗”注射液事件。
2007年，郑局长被执行死刑，相关人等作出了严惩。自此，“宽进式”的管理告一段落
事实说明，不扎紧制度的笼子，只要门微开，就容易让人想尽办法钻空子，只有严管苛查方能斩断利益的链条。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保障药品质量安全”，这是党和国家对人民郑重的承诺。
郑局长下台后数年，医改是政策的核心，着重解决看病贵、以药养医的问题，稳定保护医保基金，发力工业和医院两端，制定了不少政策。
期间，流通行业摇摇摆摆前行，在强势国企不断落子布局、医院药房开始被托管、隔三差五被敲打“小、散、乱”的节奏中，各自寻找更多的生存空间，但依然没有摆脱粗放和混乱的惯性。
2010年5月，福建省从基药第七标开始，正式执行两票制；2012年2月，三明医改起步；取得成效后，2014年10月被原国家卫计委作为样板介绍给全国。
“祸不单行”的是，2013年葛兰素史克（中国）“涉嫌严重商业贿赂和涉税犯罪”被公安部坐实，2016年山东疫苗案爆发。
2016年4月国家发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年重点工作任务》，要求8个省份试点医药流通领域的两票制政策。
2016年5月，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关于整治药品流通领域违法经营行为的公告(2016年第94号)》，俗称史上最严“流通十条”。
2017年1月，国家卫计委印发《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行）》，宣告全国“两票制”的开始。
在质量监管和保障领域，直至2008年我国仿制药市场占有率高达98%，苦于仿制药品种繁多、质量参差不齐的局面，国家下决心重新部署，一致性评价大幕正式拉开。
2012年，国务院出台《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首次明确提出开展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工作。
2016年，国家食药监总局，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划定289个基药品种2018年底前完成一致性评价。
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11个试点地区委派代表组成的联合采购办公室在11月15日发布了《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文件》。
自此，难度最大、耗时最长、意义重大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带量采购席卷全国。
讳疾忌医，只会养痈遗患、积重难返。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找准病灶、开对药方、动好手术，才能祛腐生肌、强筋壮骨。弹指数十年，轮回的曲线是螺旋，对一个人来说已近古稀，但中国医药产业而言，才刚刚开始“魔鬼减肥锤炼”，“瘦身”的目标是精壮的躯干。
习指出，“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医药界正朝着培养出世界级制药企业，发展成为“医药强国”而努力奋斗。
2008年，“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专项启动，资助强度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在新药创制专项的推动下，创新药发展进入“快车道”，化学药、生物药从跟进到局部赶超，中药开始全面的生产技术和质量控制水平提升，加快现代化和国际化步伐。
一大批强而有力的创新药企崛起，恒瑞、齐鲁、豪森、贝达、信达、君实、百济神州…
一个又一个创新药上市，成绩斐然,埃克替尼、康柏西普、西达本胺、阿帕替尼、EV71手足口病疫苗、埃博拉疫苗、贝那鲁肽注射液、苹果酸奈诺沙星、盐酸安妥沙星、安罗替尼…
这些重磅药物的上市不仅填补国内创新药空白，更是为实现进口替代，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做出了卓越贡献。
医药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也推动合同研发（CRO）、合同生产（CMO）、合同研发生产（CDMO）等的快速地发展，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价值共享。
另一方面，药品注册申请积压“多”、审评“慢”的问题由来已久，成为创新药研发的绊脚石。
掌舵伊始，后来被医药界亲切称之为“毕姥爷”的毕井泉局长便拿出了“破旧立新”的决心，致力于“解决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解决的难题，办成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2015年8月，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出台，我国新一轮医药审评审批改革拉开序幕。
2016年2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解决药品注册申请积压实行优先审评审批的意见》，一方面提速审评解决积压；另一方面为创新药、临床急需药品开辟“绿色通道”优先审评。
201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方案的通知》，在北京、广东、山东等10个省市真正开始启动试点，至2019年12月全国正式推广实施。
2016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第一批国家医保药品谈判，此后医保谈判常态化。入围条件的革新、等待周期缩短、目录内药品降价谈判等逐步突破，医保目录动态变化更符合创新特征。
2017年6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成为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成员，意味着逐步与国际最高标准接轨。
2018年4月和11月，国家分别推出了港交所新政和上交所科创板，开拓融资通道，缓解新药研发耗时长、盈利难的局面。
2019年6月，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出《关于印发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国家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DRGs进入试运行论证阶段。
截止2020年，我国创新药行业发展可谓要素齐备，政策、产业、人才、资本的四重共振将共同助推行业步入黄金发展期，中国创新药将迎接未来10年潜在规模10倍以上的黄金赛道。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中国梦勾勒出的美好图景。在每个中国人民心中，还有一个深深扎根的健康梦。
回望百年历史，我们走过了中华民族从独立自强到开拓进取、从艰苦创业到务实创新、从卧薪尝胆到敢为人先的伟大征程，也见证了中国医药行业筚路蓝缕、革故鼎新、改天换地的历史奇迹。
展望未来，中国医药行业发展蓬勃向上，每个行业人也将踵事增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拼搏。
